□QFII将加速中国资本市场与国际接轨。
　　□QFII将给中国资本市场带来革命，它将在投资理念、研究水平以及企业管理等方面推进一步。
　　□QFII投资者遵循的投资原则：比较大的市值，相当大的流通性，投资的期限相对比较长。
　　□他们会非常关注公司管理层的素质、财务的透明度。
　　□政策性风险也是境外投资者非常关注的一个方面。
　　□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明显提高，中国资本市场潜力很大、希望很大，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看法。

　　主持人：中国施行QFII制度对境外投资者的意义何在？

　　陶冬：实施QFII代表着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从长远看，它将促使中国资本市场加速与国际接轨，使中国上市公司在加强企业管理、完善会计制度等方面都向前推进一步。当然这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但是从结构上讲，是中国经济开放的重大举措。另外，它也给境外投资者带来在中国A股投资的机会。

　　主持人：为什么在外资对中国的投入中资本投资的比例一直偏低？

　　马骏：中国的外资流入基本上是直接投资，这也是中国为什么实施QFII的重要原因。允许外资直接进来，意义非常深刻。有利于帮助中国证券市场提高质量、改善企业治理结构，也会带来更多有益的资金流入。从长远来讲，它可能是中国资本项目开放前的一个最重要步骤。

　　主持人：您如何看待QFII暂行办法对境外投资者的限制？

　　马骏：QFII办法中有两个最严格的限制：一个是对资产规模的限制，这样就排除了一大批中小国外机构投资者；另外一个我们叫做锁定期的限制，本金在三年之内不可以汇出。由于这两个限制，符合条件的机构投资者数量会大大下降，但是符合这个条件还可以进入的也并不少。从银行来讲，排名前一百名的银行都可以进入。基金和保险公司、养老金这些机构投资者也有上百家。但是一年之内马上会申请的并不会这么多。从我们德意志银行来看，我们会申请QFII的执照。

　　主持人：您是否认为A股市场是一个有潜力的市场？

　　陶冬：我认为A股是有非常大的潜力的市场。A股市场也是中国企业筹集资金的一个主要源泉。目前A股市场的整体市值在亚洲仅次于日本，居第二位。到2010年的时候A股市值应该从现在的5000亿美元增加到2－3万亿美元。如果日本仍保持目前水平的话，中国A股市场将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市场，因此我们认为中国市场潜力很大、希望很大。

　　主持人：您如何看待目前A股市场的价格水平和整体市盈率？

　　陶冬：A股市场目前40倍的市盈率以国际标准来看无疑是偏高的，美国现在的市盈率才20多倍。当然这是根据不同的市场情况来判别。有些市场的监管程度比较高，市场机制比较健全，可能就稍微高一些。而像所谓的新兴市场还需要一个风险溢价，市盈率应该还要低一些。总的来讲，目前A股的市盈率是属于偏高的水平。

　　马骏：境外大的机构投资者选择中国A股投资的基本条件，应该就这么几个：1、要有相当大的市值，有比较好的流通性；2、价格不能太高。如果市盈率在20－30倍之间，而这些股票又没有在香港上市，是值得考虑的；3、公司管理层的素质、公司财务的透明度。我认为在今后一年中，外资对中国A股能够感兴趣的个股估计有几十个，不会超过100个。

　　陶冬：实际上量的方面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台湾的股票数目也是上千，但大家真正投资的股票也不超过三、四十个。如果大陆的A股里有20家好的企业值得投资就足够了。而在台湾值得投资的三、四十家公司中，70％的境外投资者的资金都集中投资在两只股票上。

　　主持人：与国外成熟市场比较，国内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非常复杂，有国有股、法人股、A股、B股、H股，境外机构投资者对此是如何看待？

　　马骏：中国股权的类型很多，但每一个股权类型产生出来都有它的历史原因，各种股权的投资对象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拿非上市的国有股和法人股来讲，是国外的私募基金或者是战略投资者，也就是说产业投资者才会进入，他们并不关心各种股类的差别和最终的结局。对不同股类并轨感兴趣的是境外的证券投资基金。

　　主持人：在A股市场中，流通股和非流通股谁更具有吸引力呢？

　　马骏：非流通股的风险比较大，三五年内能不能上市很不确定，能不能熬到公司上市也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因素，上市以后价位定位在什么地方也有很大的不确定因素。总体来讲，我还没有听到很多投资公司有很强的直接进入非流通股份的意愿。

　　主持人：如何看待B股、H股和A股的价差问题？

　　马骏：其实在不同的市场，股票不同的定价都有自己的合理性。从中国市场来讲，在QFII实施以前，它本身是一个封闭的市场。在封闭的市场情况下，供求关系决定了它这么高的市盈率。在香港，我们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供求格局。今后随着QFII的实施，我们可以预见到价格的差别会在中长期逐步有一个趋同的趋势，但是这个趋同的过程会非常非常长，整个的趋同过程可能是五到七年，大概也就是相当于国内实现人民币资本帐户下完全可兑换期间所需要的时间。

　　陶冬：对于机构投资者来讲，流动性和股价的基础面同样重要。亚洲基金基本规模至少是三亿美元到二、三十亿美元的水平，而一只基金只能管理二十到三十只股票。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每一只股的投资额起码要到五百万到一千万美元的水平，这在绝大多数B股是无法实现的。对于A股来讲，即使有QFII，一些小市值的上市公司外资也没有办法进入。我接触到的境外机构投资者的基本投资水平，所选择的个股的市值都是五亿到十亿，十亿以上的话很多基金可以买，五亿有一些可以买，市值在一亿以下的话就很难进去，因为这样的股票进去了以后，一旦有问题出不来。

　　主持人：贵公司有没有对A股市场的风险来源和结构做过评估？

　　马骏：对于股票市场的风险，我们有一个分析，在台湾和香港这两个市场，GDP的增长和股票市场的波动性的相关性大概是70％－80％，而在内地是30％多，这表明内地股市的70％是由非经济因素在推动。而非经济因素当中有很多是政策因素，政策的不断出台和修改对市场有很大的影响。从这一点来讲，境外投资者会处于相对劣势。在进行股票市场分析的时候，国内投资机构和基金经理，他们对信息的敏感性和信息渠道的畅通性都会比外资机构来得高一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政策性风险是境外投资者很关注的一个方面。

　　主持人：境外投资者准备如何应对A股市场的政策风险？

　　马骏：境外投资者可以在两方面适当地控制政策风险。一个是做大量的研究。他研究哪些行业、哪些公司受政策的影响会比较大，或者敏感性比较大。做很多研究以后，他就会比较谨慎地选择这个公司和行业；另外是做长线投资。一般来讲政策的影响短期内会比较大，两三天之内有影响，三五天之内就会调整回来。通过做长线和谨慎进入非政策敏感性的领域，外资可以适当地控制风险。

　　陶冬：投资者到最后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用脚投票。此外，我想从政府的角度上来讲，为了今后能够不断地融资，他本身也希望逐步提高政策的透明度，减低所谓的政策风险。否则政府下一次再把其它企业推到市场上去做IPO的时候，就可能卖不出去，或者卖的价格比其它地方低很多。因此市场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一些中长期的问题还是有话事权的。

　　主持人：对国内市场的银广夏、中科创业等事件，外资机构应该也有所耳闻。国内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和高管人员的诚信问题会不会影响外资机构对A股市场的投资呢？

　　马骏：这些问题外资机构都知道。外资在进入以前就已经把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和透明度的风险计入到能接受的价格当中去了。考虑到这些风险，他能够接受的价格不会太高。

　　陶冬：本身来讲这也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目前有两个方面可以做，一个是监管方面进一步加强，另一个是改善企业内部管理。

　　主持人：现在普遍认为QFII的实施最初阶段，境外机构投资者可能是以极少数的资金或者是以极小的规模试探性地进入，真正大规模的进入要等相当长时间，您是否认为这个观点有道理？

　　马骏：这个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在前几个月，那些申请QFII执照的公司会花大量的时间去做研究，而不是直接就把钱放进去。但中国的QFII办法规定，你拿到执照就必须把钱投入进来，不投入进来的话，这个执照就失效了，所以资金会陆续进来。但是进来后境外投资者的资金不会放在股票里，因为股票风险很大。我们会先把钱放在银行里面，通过投资债券市场保证有几个百分点的收益率，作为一个过渡期。在这个过渡期间，我们可以在本地或用自己的力量进一步研究A股市场，等到认为相对比较成熟的时候，再把这个钱投入进股市里面去。

　　主持人：QFII的实施对国内投资者会有哪些方面的影响？

　　陶冬：我想影响会很大。其中更多的是制度上和意识上的影响，这不是一两天能体会到的。举一个台湾的例子。1991年的时候，台湾股民的炒作性一点都不逊色于我们在报纸上看到的两年以前的内地股民。在九十年代初，台湾证券公司写的研究报告也基本是根据图表之类的做一些阐述。随着外资的进入，它才把整个投资理念、研究水平以及企业管理等方面推进了一步。所以，我说从长远来讲，QFII会对中国资本市场带来革命。

　　马骏：QFII投资者一般会遵循的投资原则，一个是要有比较大的市值，要有相当大的流通性。另外一般来讲，投资的期限相对比较长，平均持有一个股票3－6个月是非常正常的。在选择股票中，他会从整个的组合角度做很慎重的风险分析，包括政策、市场、经济因素的风险全都考虑进去，然后选择一个他们认为比较合适的行业和地区的组合。从个股上来讲，他们会非常关注这些公司的管理层的素质、财务的透明度等等。这些理念在初期可能对国内的市场影响不大，但是一旦境外投资者进入中国的数量和资金的流量提高，他们在国内的证券市场上的影响力也会提高。我想包括《中国证券报》这样的媒体也会比较关注QFII投资者在中国投资的运作机制和理念。他们的投资机制和理念在一段时间后会慢慢影响国内投资者的理念、甚至影响中小散户的理念。在亚洲其它相对发达的市场上，比如说韩国，外资的投资机构所做的研究，他们推荐的个股，对本地投资者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影响力可能超过了他们实际流入资金的比例。

　　主持人：您对中国的经济的高速增长有什么看法？您认为中国在未来多长时间内能够继续保持这种高速增长？

　　陶冬：我们预测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今年将达到8％，明年是7.8％。不过最重要的还不是经济增长的速度，而是这几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已有明显的改善。两三年前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政府投资，而目前已经逐渐被消费投资和外资投资这样一个不同的渠道所取代。总的来讲，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有明显的提高，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看法。（中证网）

伦敦金融时报指出，美国证券主管机关考虑对放空股票的规范进行大幅度的修正，此决策可能对美股交易造成重大影响，并大幅削减对冲基金的获利潜力。
　　报导指出，全球股市三年熊市让股票放空交易规模达到创纪录的高峰，使全球证券主管机关均面临是否必须加强管制放空交易的压力，主管机关忧心职业炒手利用放空交易来操纵股价，特别是小型股。去年日本已针对放空交易修订新的规范，英国金融主管机关也正考量针对放空交易的资讯揭露订立更严格的规定。
　　美国证管会人员已草拟放空交易的改革提案，订于下周提报给证管会新任主席唐诺生，其中包括如何避免炒手藉由垄断一家公司的股票来操纵价格。另外，主管人员也希望建立通用于全国各证券交易所的放空规范，目前各交易所的规定松紧不一，譬如纽约与美国证交所禁止股票在下跌期间放空，但那斯达克与其他地方交易所并无此规定。
　　美国证管会坦言，来自政治人物的压力，迫使其必须采取行动，国会议员抱怨选区内的企业因炒家的放空交易受伤颇深。
　　改革计画是否过关端赖唐诺生的态度，证管会人员曾向前任主席皮特提报改革计画，但未获重视。
　　不过，任何意图限制放空交易的行为都会引来交易员与部份经济学家的抱怨，他们主张放空交易的管制应采宽松作法，因为放空交易可促进市场的流动性与效率。纽约证交所一位首席交易员就表示，放空交易不应与操纵股价划上等号，因为炒手同样能利用拉抬股价来操纵价格，看看那些「鸡蛋、水饺」股的炒作手法就可明白。
　　市场专家认为放空交易不失为督促企业管理阶层不敢恶搞的好办法，但批评意见回应指出，放空已被滥用，特别是用在操纵小型股的股价。

从物理学博士到做对冲基金，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刘啸东说“像我们这种真正搞对冲基金的人，每一笔都很小，不是像索罗斯那样……1992年索罗斯打压英磅，我是跟着他走的，也获利了，但我没有他那种承受风险的能力，在他压到最低之前就出来了。”

　　文/《中国企业家》记者丁伟

　　一个幽灵，一个藏匿于魔瓶中的幽灵正在中国的股市的边缘徘徊。

　　这个幽灵就是对冲基金(HedgeFund)。2003年6月，有关《证券法》修改的内部消息传来—其中多处涉及允许“做空”、银行资金可以入市、恢复“T+0”交易等敏感内容，似乎为这个幽灵开启了一道“破冰之旅”。一个最直白的后果可能是：曾经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兴风作浪的乔治·索罗斯会到中国股市一展身手吗？

　　索罗斯的量子基金(QuantumFund)曾经与老虎基金(TigerFund)、奥马伽基金(OmegaFund)以及约翰·麦利威瑟(此人在下文还有出现)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齐称国际四大对冲基金巨头。

　　作为一种投资方式，对冲基金(即“风险对冲过的基金”)在全球主要的金融市场都有活跃的身影。但在中国，它是被禁锢的“幽灵”。2003年6月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刘啸东对《中国企业家》杂志说，“这还不是因为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的问题，中国现在的机制不行，包括市场不能卖空、没有股指期货等问题，甚至法律上都不允许对冲基金的存在。”在遐想《证券法》修改是否会促使对冲基金产生之前，应该先问一下对冲基金对中国有什么样的意义。而要说清楚对冲基金是怎么一回事，必须触及商业世界中掺杂着人性因素的奇妙逻辑。

　　在中国对冲的可能性

　　2003年春节，麦利威瑟神秘地出现在上海，约了刘啸东见面。刘1999年底回国效力之前，曾在华尔街操盘对冲基金10年，当然听说过这个一度呼风唤雨、极具争议性的人物。麦利威瑟向他询问了中国证券市场的一些情况，“也探讨了在中国有没有对冲的可能性。”

　　说来也算跟中国有缘。1998年8月，在LTCM结束辉煌前的一个月，麦利威瑟正在中国旅游。四年来，LTCM一直是华尔街艳羡的对象，其年度回报率高达40%以上，积累了令人瞠目结舌的1000亿美元资产。哪知有一天大势突然不妙，深藏于理论文章的小体字中的假设开始瓦解，以致最后被清盘。不过麦利威瑟很快东山再起，又成立了一家对冲基金公司。

　　6月6日，刘啸东在上交所办公室对《中国企业家》记者说，“大家对于对冲基金有一定的误解，当你真正有了对冲基金，就会知道它所带来的优势。”按照基本的定义，对冲基金就是要避险，它利用股票、债券、外汇、期货、股指等几乎所有的金融工具实买空卖、风险对冲。或者说，对冲基金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市场并不总是有效的。索罗斯也正是看到了这种缺陷和投机机会。因此对冲基金在客观上成了一种改善机制。

　　尽管像非洲丛林中的野生动物一样多，但对冲基金并不是“洪水猛兽”。5月份接受《中国企业家》杂志采访时，中国交通银行香港分行资金部首席交易员张卫中说，“新加坡、香港等地都对对冲基金持开放态度。很多对冲基金在一定的范围内做正常的对冲，其操作方式是利用金融衍生工具，来追求绝对的回报。作为市场的一种中性反应，对冲基金让投资者多了一种选择。”

　　不过，由于融合了复杂的投资理论和操作技巧，高风险、高收益的对冲基金一直被视为高度神秘和专业的领域。即使在发源地美国，对冲基金也是一个难题。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对这个据称规模已达6000亿美元的产业进行了一年的调查，决定纳入监管。SEC主席威廉·唐纳森引用了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一句名言：“我们无法了解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业内人士早就呼吁，规模已达5900亿美元的中国证券市场，理应引入多样化的金融衍生工具，同时尽快放开利率制度与国际市场接轨，在未来20年使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为发达的金融体系之一。国内不允许抛空，但不排除一些境外的对冲基金以其理念、分析等与国内基金结合，只要在规定的控股比例内。

　　SARS期间对冲基金在行动

　　但偏见不可避免，当年量子基金、老虎基金等“金融大鳄”攻击香港联系汇率制一战仍历历在目。对冲基金被指责为一些地区金融风暴的罪魁祸首，从事的是“不道德的交易”。

　　因为SARS，原定于4月的亚洲选择投资管理高峰会、5月的世界对冲基金会议都取消了，对冲基金经理才不纸上谈兵呢，SARS对经济的影响以及港府财政赤字问题正引发了新一轮的炒作机会。一时间香港股票市场沽压沉重，蓝筹股齐跌，港币一年期的掉期(港元与美元之间的利差)从220点一路冲到365点，恒生指数则从9500点跌到8300点又升至8900点……似乎又见1997年刀光剑影，报称“鳄影乍现”。

　　对于这次明显的抛空现象，香港财政司司长梁锦松曾在公开场合警告，如果SARS短期内不能控制，港元汇率将受到冲击。而这正是对冲基金的操作机会。在香港有名的“Ben哥讲股”的凯基证券董事邝民彬告诉本刊记者，主要是以量子基金为首的海外宏观(Macro)对冲基金在外汇市场行动。

　　只要有超过10%的波幅，对冲基金就不会放过。其主要做法是在远期市场抛空3个月至1年的港元，令港元远期风险溢价上升，待未来溢价回落，便可平仓套利。一个典型的操作是这样的：从银行借7.8亿港元换为1亿美金，以每月4万港元的资金成本去博港元波动10%即赚取1000万的机会。对冲基金的杠杆比例一般以1千万赚1亿。

　　张卫中认为，从港元的流向看，此次对冲基金与1997年不可同日而语。当时一只基金一天就有下单50亿美元沽空港元的记录，现在所有的资金量也应该不超过十几亿美元。而港元的风险溢价只有300-400，比起曾经最高达到2000点，对大鳄们构不成吸引。除了美资投行代表客户—对冲基金在参与，一些大型蓝筹股自身沽空行为也很厉害；同时在股票、债券以及商品上的对冲也非常抢眼。比如购入医药股，卖空航空、地产、零售等“重灾区”股票。

　　尽管港府本财年赤字将由去年的700亿上升至800亿-900亿港元，但这不会危及香港奉行了19年的联系汇率制度。经过了金融风暴的洗礼，香港高达114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足以应付各种投机。邝民彬说，“除非引发一场非常恐慌的风波，恒指(结构再怎么不合理)不可能跌得太低。”对冲基金的运作思路更有启发意义。“沽空他们认为被高估了的股票，这对市场的非理性具有抑制作用。”

　　奇妙的对冲世界

　　从物理学博士到做对冲基金，刘啸东曾经工作过的美国Millenniom对冲基金每年交易量要超过几百亿美元。“像我们这种真正搞对冲基金的人，每一笔都很小，不是像索罗斯那样……1992年索罗斯打压英磅，我是跟着他走的，也获利了，但我没有他那种承受风险的能力，在他压到最低之前就出来了。”

　　交易员往往具有两种会摧毁自己的脆弱情感—恐惧和贪婪。这当然是投资的通病，但“不谈主义、只解决问题”的对冲基金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LTCM的约翰·麦利韦瑟率领着一群天资过人的对冲交易员，其中更有两名诺贝尔奖获得者，把投资理论变成了惊人的利润。迈克尔·刘易斯在《说谎者的扑克牌》一书中写道：“麦利韦瑟有一种不露声色的超常本领，他有不可思议的控制力。”

　　不过，LTCM最后还是陨落了。梁定邦曾经评论道：“LTCM的问题是杠杆性和对金融数字模型的信任度……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在《营救华尔街》的作者看来，“LTCM的历史可能永远也不会有一个定论，但藉此进入了一个充斥着期权Option、套利、钟形曲线BellCurves等术语的饶有趣味的世界。”

　　万事总是回到常识。对金融业来说，最基本的一个常识就是市场是有风险的。讲得最多的一个例子则是：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买了IBM的股票，你马上问“如果股市下跌，我赔钱的话怎么办？”于是你再把股市拿来短卖，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对冲基金，保证你的总和还是不赔的。

　　由于市场的错综复杂和交易的千差万别，“很难用一句话来说清楚对冲基金是干什么的，但可以肯定的是跟常规的投资不一样。”这里需要逆向思维，一般人是看股票哪个好，但对冲基金找哪个不好，而且不好的往往比好的更容易找到。这里也有随机性，就像抛硬币一样，总有一个大致的概率正面或反面。这里的相关性鲜明，比如同时买冰激淋和雨伞。

　　当然说白了，这也是一场赌博。比如赌21点，你手上已经拿了16点，再要一张牌成败的可能性有多大？有意思的是，LTCM获诺贝尔奖的教授之一迈伦·斯科尔斯小时候玩过赌博，“但不是为了享受，而是为了理解概率和风险。”这两点正切中对冲基金的要害。与之相印成趣的是，蒙特卡洛的比萨饼大王最终放弃了做债券，回去做本行，他给后人留下了值得纪念的一句话：“这鬼地方的赌博真是没劲，比我们的差远了。”

　　就像中国的证券市场刚刚设立时，人们如饥似渴地研读本杰明·格雷厄姆的证券分析学一样，如今不管是利是弊，对冲基金的降临对国内股市来说都将难以避免。刘啸东说，“专门的对冲基金在中国的现实中是不可能的”，但人们意识到，这个幽灵可以有不同的“化身”，问题是要把它控制在魔瓶中。

　　“一个股市要有人来做，才能保持它的繁荣”

　　《中国企业家》：对冲基金对国内有什么好处或启发？

　　刘啸东：股市有一个原则：不怕有人赔钱，永远会有人赔钱，但是就是怕人人都赔钱，就没有人愿意玩了。对冲基金就是这样一种机制，比如一支股票跌到大家对它没有兴趣，对冲基金就出现了……从而促进了市场的活跃。在目前的法律框架内，上交所正在设计很多金融创新品种，去年下半年推出的交易所交易基金(ETF)——交易时段为封闭式基金、闭市后转为开放式基金，有一点点对冲基金的味道。

　　《中国企业家》：你如何看待SARS期间对冲基金在香港股市的行动？

　　刘啸东：很多东西固定死了是没法解释的(港元联系汇率)……从去年到今年4月以前，因为受美国经济及战争的影响，香港股市跌得很厉害。当有涨、跌现象的时候就会造成我们行话讲的arbitrage(套利)。1997年股市动荡就给香港创造了很多对冲的机会。不过，香港的金融市场还是比较浅的，市值也很小，仅美国的10%-20%，所以任何意义上的对冲基金操作的空间都不大。

　　《中国企业家》：做对冲基金的人有着不一样的世界观、时间观甚至信仰吗？

　　刘啸东：至少做对冲基金的人的投资理念是很不一样的。如果5年前你去学校上金融课，老师告诉你要买，要长期投资……对冲基金从来不说这些。这种观念的变化，就不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说，产业本身的变化已经非常快了。为什么我觉得对冲基金的前景非常好，它会顺应这种变化而变化。对冲基金有着很大的弹性，它不一定买股市涨或跌，而是买利差或时间以及各种投资组合。对冲基金从来没有股市上经常听到的“套住”的概念。对冲基金永远不会被套住，它在所有的市场里面寻找机会。股市变化的时候它不去追究为什么，投资应该是抓机会，而不是说这样对还是错，你又不是政治家。交易员的一句名言：“加紧干，伙伴们，我们可不是在销售真理！”

　　《中国企业家》：有可能把对冲基金具体的一笔操作写出来吗？

　　刘啸东：很难。一个人之所以在市场上成功，他有一个理念，而且这个理念他一生都不改变，所以打死他也不会跟别人说的。对冲基金是平常看不到的，只对有钱的人服务，从投资人来说，这是一个Club(少数人的俱乐部)。HedgeFund就像中医一样，中医能看病，但说不清楚为什么；对冲基金可以**，但往往不能对你说为什么。区别在于，中医是说不出来，我们是不能说。

与会的同学们对成立班级基金都表示了积极地支持态度，同时也对基金的组织架构、募集、申购和赎回、基金管理和托管、基金费用及基金信息披露、持有人大会等关键问题发表了意见并进行了讨论。
会议讨论达成基本的共识如下：
1、明确基金定位：这次成立的基金既作为毕业后联系大家的纽带，同时当基金运做得较为成功，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能够寻求更大的发展。因此建议将基金的未来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初期基金架构及运做可以相对简单实用便于操作，随着基金规模的壮大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完善。
2、基金在自愿参与的基础上，建立起便于操作的进入和退出机制，以及基金运做实现制度化的信息披露。（这项内容在实际基金契约中都是必不可少的）
3、重视基金运做过程中帐户操作安全的问题，建立起相应的防火墙制度。
4、明确规定持有人大会和持有人委员会权限，同时使之有利于基金未来发展。
5、基金管理费用比例参考目前基金收取比例，为鼓励赢利采取利润比例提成。
6、建议基金命名为“零一基金”（子喻建议），既有2001级意思，又寓意从无到有不断发 展之意。

由于节前大家都很忙，或者不在深圳，建议在假期有空的时候，希望大家能为我们基金的建立和发展进言。我们基金筹委会的同学在充分考虑大家意见的基础上，抓紧基金组建工作，争取在2月14日之前完成筹备及募集工作。
筹委会目前成员有：老赖、明强、子喻、徐超、海峰和我，另外吴伟和松林人在北京，但仍属我们的专业顾问。同时也欢迎愿意加入这一工作的同学与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