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毒气事件”的艰难交涉 (转贴) 2003年8月4日,齐齐哈尔发现1945年日军侵华时遗弃下的5个毒气罐,使得中国几十人中毒受害。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在中国土地上发生的2000多起日本遗弃化学武器泄漏事件中的一起,但只有这一起,得到了日方的承认,而且承认的过程十分艰难! 初测 8月4日,从河南到黑龙江齐齐哈尔先打工、后以收购废品为生的31岁的李贵珍,收购了5个在一处工地施工时挖出的铁桶。他把桶上的螺母锯掉,倒出了桶内大约两公斤的油状物后,把桶卖给了废品收购站,随后便出现了头晕、恶心、呕吐、全身皮肤溃烂等症状,住进了齐齐哈尔的解放军203医院。在他入院后,相继又有42人因出现和他相同的症状住进了该院。经我国有关专家鉴定:这5个桶是1945年日军侵华时遗弃的芥子气毒气罐。随即,中国外交部向日本方面提出交涉,日方随后派出了4名专家组成的事故调查团来到中国。 经我有关方面研究决定,将此命名为“8·4”中毒事件。为妥善处理此事,我方成立了“8·4”中毒事件应急救援领导小组。齐齐哈尔市安全生产监督局局长、51岁的杜兴毅任领导小组副组长。 8月9日凌晨1:30,日方事故调查团到达齐齐哈尔。进入宾馆后,在明亮的灯光下,日方事故调查团一行4人和中方有关人员见面握手时,表情麻木严肃,极其少言寡语。见此,杜兴毅心中一沉:日本人如此神态,看来此事交涉困难。 一旁同为“8·4”中毒事件应急救援领导小组成员的沈阳军区高级工程师赵在尚也有同感。 随后,杜兴毅所在的中方“8·4”中毒事件应急救援领导小组人员,陪同中日双方专家,共同对有毒的现场进行了检测。让杜兴毅等中方人员感到吃惊的是:双方各自检测报告的结果完全相反。在现场检测过程中,日方人员非常轻率、简单,给人一种完全不负责任的感觉。 那5个桶的毒气泄漏事发之后,中方有关部门通过部队和地方,为安全起见,防止毒气进一步泄漏、扩散,在这5个桶的外面做了包装。日方事故调查团人员来后,一看桶里有残留物,就借口“里边有残留物,我们不能打开”,在外包装没有打开的情况下,仅在作了一番目测后,即小心翼翼地打开一个桶的盖子,把检测器放入桶内进行测试,约一个多小时,检测结果就很快出来了。 惨 状 日方事故调查团人员经如此检测后,所得出与中方交换的结论,和中国有关专家检测的意见完全相左。日方的检测意见有四条:一、因为5个桶内都有残留物,故不便把它们都打开看,于是没有全部看,只进行了抽查。二、中方有关专家用中国的仪器测试出桶内物含的是芥子气,日方事故调查团人员测出里面既有芥子气,又有路易氏气。中方只测出一种气体,日方测试出两种气体,双方专家的测试结果不一样。三、这5个桶中有1个桶上有3个螺口,这3个螺口的桶造型,在日本战争时期化学武器的档案里找不到。言下之意日方的档案里没有此类桶资料,则此桶不是日方产,桶内的毒气更不是日方所制。四、这些桶上的螺口没有刻纹,日方当年生产的桶上的螺口都有刻纹。综上所述,日方事故调查团目前认定:认为说这些桶是日本遗弃的化学武器,证据不充分,从根本上予以否认,完全推翻了中方有关专家的检测意见。 针对此情况,中方有关人员没有急于和他们争辩,而是首先请他们来到了203医院看望受害群众,并检测他们的感染部位,是否芥子气中毒后的症状。医院的病床上,那些中毒后正在被救治群众的伤势惨不忍睹,被毒气感染而溃烂的部位皮开肉绽,令人作呕。由于受伤的皮肤不能接触棉被,必须在病人的床上架一个撑棉被的铁架子,以撑起棉被御寒。 愤 慨 可令中方有关人员和那些中毒受害者及其家属感到意外的是,日本事故调查团到病房看望这些毒气受害者及其家属时,只是很麻木地说了说你好之类的话敷衍了几句,并没说什么道歉的话。受害者和家属们非常愤怒,纷纷向这4个日方调查团人员表示抗议和不满。最后把这4个日方人员围起来了。4个日方调查人员被群众的大声质问和愤怒斥责弄得哑口无言、狼狈不堪。 老百姓是无辜的,他们受到如此的伤害,情绪激动点亦属正常。一旁的杜兴毅见出现了这种情况,为维护好现场秩序,防止发生意外,保护日方人员的人身安全,让他们顺利地完成自己的调查工作,出于政府工作人员的职责,当时让警察上去控制局面,非常安全地把日方事故调查团4人护送到宾馆。 原计划在齐齐哈尔停留一个星期的日本事故调查团,在看望了受害人的惨状之后,突然买好了返回东京的飞机票。杜兴毅得知后非常焦急:如果日方事故调查团就此返回,这次“8·4”中毒事件就到此结束了,什么要日方赔偿啊、救治啊等等,统统都无从谈起。因为日方派出的事故调查团,已到现场检测,做出了和中方不一致的否定中国专家意见的结论,下面的事情日方完全就可以置之不理了。 在得知日本事故调查团突然要离开的消息后,中国政府通过外交努力,迫使日本事故调查团人员把机票退了,暂留下来。就这样,中日双方专家对有毒的现场及毒气容器,决定8月10日,也就是第二天,重新进行检测。 胜 利 第二次检测,中方有备而来。检测时,中方专家陪着日本专家进入现场后,为了不再给日本专家以口实,即把这5个毒气罐的外包装劈开,完全裸露出它们的本来面目,重新全方位地进行检测。这次,整个检测进行了4个多小时,从上到下,从左至右,从里到外地进行了认真、全面、细致的检测。 检测后,日方事故调查团人员基本说不出什么异议了。日方人员说在他们战争期间的档案里找不到桶上3个螺口的这种造型资料,中方的专家在沈阳的日本遗弃化学武器托管库里找到了,确实是他们在中国的遗留物。当时把传真来的照片,往日方事故调查团团长面前一放:请看,这是不是你们的?团长拿起仔细地看了看说:是。日方上次提出桶上的螺母没有刻纹,中方第一次没把螺母拿来,这次到废品收购站把卸下的螺母和铅块一起都拿来了,一拧螺母,里面有刻纹:这是不是你们的东西?是不是日本遗弃的化学武器?你们能不能确认?面对不可辩驳的事实,日本专家连连点头:确认,确认。 日方事故调查团川上文博团长说:经过第二次检测,将此5个毒气桶作为是日本遗弃化学武器已初步认定,下一步要通过外交途径向中国通告。就这么几句话,中国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8月21日,李贵珍因芥子气中毒抢救无效死亡,留下了羸弱的妻子、年迈的父亲及两个幼小不懂事的孩子。当日,中国外交部照会日本驻华大使,对日方提出了强烈谴责。随后,日本政府对李贵珍的不幸去世表示慰问。 这次齐齐哈尔的“8·4”中毒事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在中国土地上发生的2000多起日本遗弃化学武器泄漏事件中的一起,也是损害最严重的一起。其它的2000多起,我方通过民间诉讼,日方从没予以承认。这次日方承认了,我方专家说:这可以说是新中国建国以来,关于日本遗弃化学武器方面的“中日会谈”、“中日交涉”上的一次突破性进展,是一个零的突破。 (据《文汇报》)毒气事件:“慰问”不能代替“赔偿”(转贴) 日前有报道称,对待发生在齐齐哈尔的“8·4”毒气事件,日本政府的最新态度是:支付一亿日圆用于事件的处理,其中包括支付给死者家属和其他受害人的“慰问金”。 且不论这笔钱的数额是否恰当,单是对中国受害人方面提出的赔偿要求不予响应,而以“慰问金”代之,就足以让中国人对日方解决问题的诚意产生极大的怀疑。因为仅凭中国人和日本人都可以理解的文字含义就可以分辨,“慰问”是基于道义考量而做出的“善意”补偿,而“赔偿”则是基于法律责任而必须履行的义务。后者不但具有法律约束下的强制性,而且意味着对战争及战争遗留问题所进行的法律责任的追究。日方一再小心绕开“赔偿”字眼,当然不是无谓的文字游戏,而是刻意躲避由这一事件而引发的对日本侵华战争责任的追究。而这一事件发生的背景,恰是此前已经持续多年的慰安妇诉讼案、细菌战诉讼案久诉未果,日本政界要员又不顾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的反对,连续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右翼军国主义势力抬头。这一系列事态让中国人民清晰地认识到日方拒绝承认战争罪责,刻意逃避战争责任的居心。 据说不少日本人对中国人“纠缠”于日本战争道歉问题、靖国神社问题,觉得颇为恼怒。且不论中、日双方对这种恼怒的不同判断,它至少可以说明日方对战争罪责的追究是敏感的,正如中国人民对这个问题的敏感,也正如中日双方对“赔偿”一词的同样敏感。对于日本侵华战争及其遗留问题的责任,日方是刻意逃避,中方是必欲追究。面对这样不可调和的对立,日方试图以“慰问金”和一把稀泥,是注定无法成功的。 8月13日,本报曾以《毒气事件:历史留给今日的痛》为题发表社评,文章最后写道:“希望中国受害者的索赔过程不要过于曲折艰难。”而当时之所以发出如此呼吁,恰恰在于各种迹象已经预示这一过程很可能曲折艰难。现在日方已经清楚表明态度,中国受害者的曲折艰难的过程正式开始。 因为帮助日本在华细菌战受害者进行诉讼而名扬四海,同时也身心俱疲的王选女士在美国接受采访时指出,毒气弹事件属于“战后事件”,日方以中国放弃战争赔偿为由拒不赔偿的理由并不成立。同时提醒后来者:“打官司要少说空话,多做实事。”“要索赔,要打官司,最重要的是有证据,要做调查。”虽然这次毒气事件比王选女士所代理的细菌战案清晰,但她所提出的原则却同样适用。而且她以“打”出来的经验做此提醒,足以提示我们,在未来的艰难过程中,必须一步一步扎扎实实地“打”下去。(张天蔚)
(责任编辑:谢菲) "北京青年报 2003年09月04日" |